林晓珊：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基于CFPS2016的潜在类别模型分析

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

——基于CFPS2016的潜在类别模型分析

作者简介：

林晓珊（1980—），男，社会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市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和制度逻辑研究”（项目批准号：15BSH01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原文。

［摘要］从消费分层的视角来看中国家庭的阶层结构，有助于在传统的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外，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在检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建构了一套包含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四个维度、九个指标的新消费分层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和潜在类别模型，识别出了富奢型、新兴型、负重型和边缘型四个消费阶层，由此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重点讨论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呈现阶梯状的金字塔形结构，其中，城镇家庭消费分层是典型的“士”字形结构，而农村家庭消费分层则是底部加厚的“土”字形。家庭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位置既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也与家庭收入和户主职业阶层密切相关，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有着独立的分层逻辑。

［关键词］消费分层；阶层结构；收入分层；职业分层；家庭消费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的阶层化趋势日益明显，消费不平等已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消费分层来重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有可能为我们揭示一种不同的阶层结构形成机制。当然，要想通过消费来重塑阶层结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消费指标来作为阶层区分的依据。实际上，消费结构内部的复杂性，一点儿也不亚于收入、职业等结构，要建构一套合适的消费指标并非易事。本文将在深入探讨消费分层具体指标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进行分析，并尝试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等指标进行比较。

一、消费分层的经验检视

　　消费分层在理论上的合法性已多有介绍，但其划分依据上的差异却值得重新检视。社会分层本质上就是人们在社会地位上高低和不平等状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往往通过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对社会地位进行测量，由此延伸出了很多具体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测度方法。消费分层要在理论和经验上取得更大的进展，就需要发展出一套经得起更多的检验的测量指标。但问题是，目前在消费分层的实证研究领域中，人们并未就划分依据达成共识，已有的消费分层指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本文将以国内消费分层领域较有代表性的四项实证研究为例，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使用消费分层指标及其改进的可能性。

　　李培林、张翼曾以恩格尔系数为依据，采用一份重庆市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对消费分层状况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消费分层与其他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李春玲则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资料，采用家庭耐用品指数估计方法，勾画了当前中国社会消费分层的基本形态。这两项研究，不管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方法还是家庭耐用品指数估计方法，都是单一的指标，其优点是简洁明了，能够从某一个侧面刻画中国社会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但是，其不足也非常明显。恩格尔系数虽然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测量消费结构和反映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但会受一些特殊因素影响而出现重大波动，使其失去对生活质量差异性的解释力，在有些情况下，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非但不能说明当期生活质量的提升，反倒预示着人们可能会降低食品消费支出。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也发现，恩格尔系数容易失效，进而提出了一些标识消费结构的替代性指标，如“超恩格尔系数”、“新恩格尔系数”和“发展系数”（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与消费总支出的比值）。家庭耐用品指数估计方法是通过被区分为四大类的14种家庭耐用品的拥有量来计算的，尽管不同类别的耐用品的确存在价格上的差异，但其对每一类权重的赋值却过于主观断定。更重要的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很多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家庭耐用品已经成为普普通通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家庭耐用品也只是消费支出八大类别中“家庭设备及日用品”中的一小类，只能衡量消费生活的一方面，难以全面反映家庭消费分层的状况。

　　不同于上述两项研究采用单一性指标，田丰、张春泥等人在研究中提出了更加综合性的消费分层测量指标。田丰认为，消费要摆脱从属于经济地位的因果联系，只分析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数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将消费方式视为带有群体性和风格化的社会行为。因此，他将消费分层指标分解为四个操作性指标：消费水平（家庭总支出）、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张春泥和涂平则提出了一套更为全面综合的测量消费分层的指标，她们聚焦于消费水平、消费构成和消费品的拥有量，从25个消费变量中，构造潜在分类模型，将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分为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等五种，并指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已经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这两项研究成果都非常值得借鉴，但是，综合性指标虽然克服了单一性指标的局限性，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田丰研究中得到的消费公因子只是四个指标数据简化的结果，而且对一个公因子进行等分切割并不能呈现不同层级的消费分层类别特征。张春泥等人的潜在类别模型分析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并可以较好地呈现不同消费模式的特征，但是，有些消费项目的支出水平分布极度右偏，容易造成分类结果的不稳定，而且，模型分析贵在精简，不加筛选地将与消费有关的众多变量指标一并塞入分析模型不一定合适和必要，正如前面提到的，有些耐用消费品的全面普及使其渐渐失去了阶层区分的效力。

二、消费分层的指标重构

　　在建构消费分层的指标时，首要的任务在于寻找到最能够体现消费不平等的核心指标。其实，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消费研究中都出现过一些影响甚广的指标，其中，社会学领域最经典的莫如布迪厄的品味区隔理论。在布迪厄看来，人们在文化消费的日常实践中，再现了消费者在社会中所处的等级位置，因而文化消费的状况即可以用来区分消费分层，但文化消费中最核心的东西是“鉴赏品味”，而品味是由不同的社会等级结构生产出来的，因此品味本身就具备了标志“阶级”的功能，它能够“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也就是说，文化消费不只是社会分层结果，而且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国内外许多消费分层研究实际上是延续或批判了布迪厄传统的文化消费分层研究。居民文教娱乐（包括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和教育培训等内容）等消费项目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往往也被视为衡量居民消费生活水平的发展性指标。遗憾的是，文教娱乐支出虽然是属于文化消费范畴，但金钱支出的多寡实际上很难真正体现一个人内在的“鉴赏品味”，这也是在指标的操作化中最容易遭人诟病的地方。

　　就像马克思说阶级是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一样，消费分层也是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在消费领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体现在了人们对物品的使用上。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经济学家贝伦·伊舍伍德都强调通过人们对物品的使用来划分社会关系，她们认为，在物品构筑的世界里，物品不只是用于维持生活以及攀比性的展示，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用途在于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她们强调消费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消费不只是生产系统的副产品，而是社会结构的生成器（generator），只有聚焦于物品使用的社会目的，才是揭开消费阶层模式的唯一可靠途径。在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对英国消费阶级的分析中，她们首先区分了三类物品：第一类物品是与第一产业相应的主类消费品，如食物；第二物品是与第二产业相应的技术类消费，如旅游与消费者的资本装备；第三类物品是与第三产业相应的信息类消费，如信息商品、教育、艺术、文化与闲暇消遣。然后再依据消费者对这三类物品的消费，她们区分出三个等级的消费阶级（consumption class）：低消费阶级，即主类消费品（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很高的阶级；中等消费阶层，是技术类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高，同时食品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的阶级；高消费阶级，即信息支出的比例相对较高，同时技术类商品支出也较高，收入弹性较高，而食品支出比例较小的阶级。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的消费阶级模型，基于对物品的使用来划分社会关系，既考虑到了衡量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也突出了家庭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消费等物品的作用，能够较好地刻画“物品构筑的世界”中的阶级与社会关系。但随着社会变迁与家庭消费品的更新换代，我们也不能贸然不加改进地用半个世纪前衡量英国社会消费阶级状况的模型来分析今天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

　　在消费不平等的研究中，除了探讨消费不平等的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之外，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是对消费不平等进行测度与分解，研究消费不平等的程度与变化，核算各项消费支出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测度消费不平等的方法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Bonferroni 指数，等等，其中，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的，常常被应用于收入及财富不平等研究中，它同时也能够直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因而也被广泛用于测量消费不平等。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学对消费不平等有着精确的测量和分解，但很少进一步区分消费阶层类别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但经济学的方法，却为本文建构消费分层的划分依据带来的很大的启发：在选择分层指标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那些对消费不平等贡献大的指标，如此才能更有区分阶层差异的效力。

　　本文认为，指标建构既要具备理论上的合法性，又要符合现实情况；同时，出于比较的目的，指标还要便于操作化和具有同一性。前面本文逐一指出了四项主要实证研究在分层指标操作化上存在的局限性，这并不说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就要摒弃这些指标，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对改进分层指标的操作化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接下来，本文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建构消费分层的指标体系。

　　首先，虽然恩格尔系数在反映现实生活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它依然是国际公认的能够揭示消费结构变化规律的一个指标。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度非常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已经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而且，恩格尔系数分布的不平等状况相对来说很低，在本研究的数据中，恩格尔系数的基尼系数仅为0.3292（见表1），相对来说比较平均。因此，再简单地依据恩格尔系数来划分消费阶层，显然已经无法反映居民消费分层的真实情况，这就警告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使用这一指标的方式。我们看到，30.1%的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全国平均水平，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的消费结构超过了平均水平，哪些人还没有达到这一平均水平的呢？由此问题出发，本文不再按照传统方式依据恩格尔系数进行最富裕（30%以下）、富裕（30—39%）、小康（40—49%）、温饱（50—59%）和贫困（60%以上）五等份，而以30%为切点，建构一个二分变量，作为消费分层的指标之一。本文认为，在全国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30%的背景下，比起是否达到小康或温饱水平来说，更能够体现阶层差异的应该是是否进入了“最富裕”的水平，这可以更加直接地衡量一个家庭的消费结构。

　　其次，随着消费升级和家庭耐用品的更新换代，以前能够作为家庭社会地位指示器的耐用品，如今大多数已不具备这种效力了，因此，在区分消费分层时，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家庭耐用消费品都算进来。本文认为，要选择在当下能够体现家庭社会地位的标志性地位商品，才能够真正体现一个家庭的消费能力，也才能真实有效地体现消费分层状况。比起现在已经普及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电脑等耐用品，对每个家庭来说，汽车和房子等大宗消费品显然才是当前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地位性商品”。以此为象征的消费能力，比以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抽象数字作为衡量指标的消费能力，也更加具有社会学的内涵。我们常说的“有房有车”，实际上已经从财产占有上赋予了某个人较高的社会阶层地位，这也是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强调的通过人们对物品的使用来划分社会关系。基于此，本文将是否有汽车购买、保养和维修支出，以及是否有住房装修维修支出、是否有房贷支出这三个变量作为家庭消费能力的体现也纳入消费分层的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房贷支出能够考验一个家庭在住房消费上的能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特别是当房贷支出占比较大而其他支出占比较少时，它作为一种压力型的负重消费就特别明显。这三项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9，表明汽车和住房作为“地位性商品”的分布存在着严峻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再次，从消费质量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更能体现一个家庭消费层次的是发展性消费支出。不同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吃、穿、住等方面）的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就是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质量和更好发展机会而发生的消费，同时也是更高阶层属性的反映，即布迪厄语境中的更有品味的日常文化实践和道格拉斯-伊舍伍德模型中的高消费阶级。发展性消费一般包括文教娱乐、交通通讯等支出。医疗保健的支出有助于保障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能体现家庭的支付能力和保障健康的投入，因而也是家庭消费质量的保证。但也有学者把医疗支出归到生存性消费中，或从因病致贫的角度将其视为家庭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的，特别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比较大而抑制其他消费支出时，它就跟上面说到的房贷一样，成为家庭消费的负担，因而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从反向来测量消费质量的指标。依据上述我们从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的启发，即应选择那些对消费不平等贡献大的支出项目作为分层指标，本文对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三项支出进行基尼系数测算，发现在所有家庭样本中，交通通讯的基尼系数为0.5427，而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7486和0.7482。可见，相对而言，在消费质量上，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比交通通讯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更大，平均支出的数额也更大，换句话说，这两个指标的分布情况差距极大，其中包含着显著的阶层差异和不平等。因此，本文把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两个消费项目纳入消费分层的指标。

　　第四，在消费不平等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消费阶层分化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人们外显的消费行为方式上。因而，对消费方式的考察是剖析消费分层结构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事实上，不仅是上层和底层之间或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之间，即使是在经济上位于上层阶级的“高净值人群”内部，也存在明显的消费分层。本文基于CFPS数据库的资源，用来测量人们消费方式的指标包括是否外出就餐、是否网络购物以及是否有宴请、办仪式等家庭重大事件的消费支出。在外就餐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但并非所有家庭都有外出就餐的支出，根据测算，每月外出就餐支出的基尼系数高达0.8028，可见其不平等分布的程度之高。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是，网络消费中“数字鸿沟”的存在也使得不同阶层和群体中的网络购物能力存在极大差异。本文以家庭中经济社会地位最高的成员的网络购物支出代表家庭网络购物水平，其基尼系数也高达0.9346，即家庭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同样的，家庭过去12个月在宴请、办仪式等方面的支出也存在几乎绝对的不平等，其基尼系数高达0.9622。这也就是意味着，这三项的支出为消费方式的不平等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否有这三项的支出成为我们从消费方式角度考察消费分层的关键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鉴于消费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消费分层不能仅从恩格尔系数、耐用消费品指数等单一性的指标来衡量，即使是反映消费水平的居民消费支出这一指标，也不能全面反映家庭消费状况，因为，除了支出的水平，人们在消费层级上的差异和不平等还体现在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等维度上。当然，消费分层的指标也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应当由那些最能体现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构成。由此，本文从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等在内的四个维度（一级指标）出发，建构了包含9个具体指标（二级指标）的消费分层指标体系（见表1），来考察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不过，与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中惯常使用以家庭各项具体消费支出项目的连续性数值进行列项分析不同，本文并没有使用以货币方式抽象出的消费支出作为指标，而是根据这些对消费不平等贡献较大的指标分布状况，区分成有该项支出和没有该项支出的两类人群，即将各个指标建构成具有明确社会阶层分化含义的二分变量。本文认为，相对于支出增加一元还是减少一元来说，有没有该项消费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出消费社会学上的阶层类别差异。这样操作看过去损失了一些连续性变量的信息，但实际上，它一方面可以克服一些消费支出数据分布过度右偏的缺点，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加简洁、直观地区分出具有不同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层次的消费群体。此外，本文选择的这些指标，在CFPS2014—2018年度的数据库中都具有延续性，便于与之前和后续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指标也涵盖了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容，均能够较好地体现家庭消费升级的趋势。基于此，本文使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Latent Class Model, LCA），根据每个家庭的消费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分布概率，来辨别其消费所属的阶层位置，进而对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做出描述。

三、消费分层的类别与特征

　　有了一套明确的指标体系，我们就可以对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进行潜在类别模型分析。通过上述四个维度9个具体指标的外显变量，可以让我们识别和理解那些未被观察到但又是潜在的类群体，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谁可能属于哪一个类别的概率，以及这个群体的特征如何不同于其他群体。那么，中国家庭的消费分层到底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呢？这主要取决于模型的拟合度。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在stata统计软件中分别从1类到5类设置类别变量建构潜在类别模型，然后根据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项指数来判断模型拟合度（这两项指数的值越小，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越好）。如图1所示，相对于其他模型来说，4个类别的模型中，虽然AIC的值还不是最小的，但BIC的值已经是最小的了，所以本文最终选择来4个类别的模型，将消费分层分为四个等级。

　　在确定划分四个等级类别的消费分层之后，本文接着计算出不同潜在类别的边际概率以及每个潜在类别中各个指标的边际预测平均值，通过各个指标的边际预测平均值，我们可以判断不同潜在类别的特征。如表2所示，第一类所占比例最大，为34.01%，除了恩格尔系数进入最富裕水平的均值、医疗保健支出均值略高于第三类之外，其他指标的预测均值都排在最后一位，这一类别的消费阶层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消费能力差、消费质量低和消费方式保守，在4种消费阶层类别中属于最底层，在消费社会中类似于鲍曼所说的“有缺陷的消费者”，本文将这一阶层称之为边缘消费阶层。

　　与第一类相反，第四类消费阶层除了恩格尔系数进入最富裕水平这一指标上略低于第二类之外，其它各项指标的预测均值都是最高的。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呈现出消费能力最强、消费质量最高和消费方式最时尚大胆等消费特征，住房贷款、医疗保健和宴会仪式等重大事件的压力性支出虽然很高，但并没有减少他们其他方面的消费，因而是典型的既在物质生活上富足又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奢侈享受的消费阶层。他们属于消费社会的顶层，也是消费社会中最核心消费者，本文将其称之为富奢消费阶层。该类别所占比最小，为12.05%。

　　第二类和第三类介于边缘消费阶层和富奢消费阶层之间，仔细观察，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在消费结构上，第二类阶层在恩格尔系数上达到最富裕水平的均值最高，第三类在达到最富裕水平的均值上最低（不过，从食物消费的内外构成来看，第三类外出就餐的比例相对更高）；在消费能力上，除汽车消费外，第二类住房消费和房贷支出均值都高于第三类；在消费质量上，第二类在医疗保健支出均值上较高，但第三类在文教娱乐支出均值上较高；在消费方式，第二类在宴会仪式等重大事件的消费支出均值上远高于第三类，但在外出就餐和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方式上的均值远低于第三类。由此可见，第二类的消费重点在于食物和住房等传统的生存性消费领域，且在住房贷款、医疗保健和宴会仪式等重大事件支出中负担较重，消费方式相对比较保守，虽然物质生活无忧，但消费压力很大；而第三类在这些方面的负担相对较轻，且注重汽车消费、文教娱乐等享乐性消费和外出就餐、网络购物等新兴的消费方式，在消费上具有很大的潜力，是消费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本文把第二类称之为负重消费阶层，把第三类称之为新兴消费阶层。两个阶层所占比例分别为27.95%和25.99%。

　　接下来，我们再从家庭层面上来看每个消费阶层的特征（见表3）。从家庭规模上看，边缘消费阶层的家庭规模最小，负重消费阶层的家庭规模最大。从家庭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来看，从边缘消费阶层到富奢消费阶层，家庭老龄化程度逐渐下降，家庭少子化程度也是逐渐减轻（该指数越高，家庭少子化程度越轻），边缘消费阶层中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养老负担最重（相应地，医疗保健支出也较高，见表3）。这两个指标也说明，家庭年龄结构越是年轻，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等级越高。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从边缘消费阶层到富奢消费阶层，人均家庭纯收入、人均家庭总支出和家庭净资产都呈阶梯式的上升，而且两端差异巨大，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明显。从家庭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消费阶层位置越高，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越多。本文以家庭内经济社会地位指数（ISEI）最高得分的家庭成员为户主，以户主的年龄、ISEI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来代表家庭的年龄、职业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来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消费阶层位置越高，户主的年龄越年轻，这与前面家庭年龄结构所呈现的结果是一致的；户主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数也随着消费等级的升高而升高。但是，户主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却并没有随着消费等级升高而升高，从表3可见，负重消费阶层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最高，而新兴消费阶层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最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文在后面的模型分析中，将进一步检验这些家庭层面的特征与消费分层之间的具体关系。

四、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

　　上面本文从微观层面剖析了不同消费阶层的类别和家庭特征，接下来可以对中国城乡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展开宏观层面的分析了。如图2所示，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为阶梯状的金字塔结构，即顶层占比较小，从中部到底层比例依次递增，底层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这一结果与李春玲利用家庭耐用品指数为依据所刻画的中国社会消费分层结构形态类似，也与涂平、张春泥同样利用CFPS2016数据、通过快速聚类方法对多项综合性指标进行分析所刻画的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类似，但不同于李培林、张翼利用恩格尔系数为依据所刻画的重庆市居民橄榄型的消费分层结构形态。金字塔状的结构形态告诉我们，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状况非常清晰，从边缘型、负重型、新兴型到富奢型的消费分层阶梯分布中，存在着明显的消费不平等，特别是边缘型和富奢型在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上的两级分化非常严重。

　　进一步分城乡来看（见图2），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又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城镇家庭消费分层是典型的“士”字形（或“圭”字形），而农村家庭消费分层则是底部加厚的“土”字形（或“凸”字形）。比较来说，在城镇，新兴消费阶层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是城镇比例最大的消费阶层，富奢消费阶层也比全国的和农村的要多出很多，两者分别达到33.79%和16.61%。相应地，城镇负重消费阶层和边缘消费阶层的比例均要比全国的和农村的小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镇中依然有超过三成的边缘消费阶层（30.16%）。在农村，边缘消费阶层和负重消费阶层两者所占比例相差无几，分别为38%和36.72%，两者合计将近四分之三，他们共同构成了农村庞大的低消费群体，而在顶端的富奢消费阶层占比仅为7.34%，余下17.94%为新兴消费阶层。两者比较，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城乡之间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以及消费分层结构的多样性。因此，当我们在说整体上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时，绝不能忽略城镇和农村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消费分层结构形态。

　　除了城乡差异，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消费分层结构的区域差异。如图3所示，富奢消费阶层在中部地区占比最多，略高于东部地区，中、东部均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兴消费阶层在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超过三成，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少；负重消费阶层在西部地区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次高，东部最低；边缘消费阶层在东北地区占比最高，已经超过四成，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相对最少。总体上来说，东部地区的消费分层结构像“圭”字形；其它三个地区是形状略有差异的金字塔形。

　　最重要的是，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存在怎样的关联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如前所述，主流的社会分层研究大多数是以收入或职业为划分依据，以前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基本上就是收入或职业分层结构。如果说消费分层是社会分层在消费领域的延伸，那么消费分层是否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存在着一一的对应关系？接下来，在收入分层的操作化上，本文以人均家庭总收入的4个百分位数（0.2，0.4，0.6，0.8）为切割点，将收入分成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来进一步比较。在职业分层的操作化上，本文以户主（家庭内经济社会地位指数最高得分者）的职业来代表家庭的职业。参照已有研究中的职业分类，本文将CFPS数据库中的职业分为五类，包括社会上层、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以及无业阶层。

　　从图4可见，从低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富奢型和新兴型消费阶层所占的比例随收入等级的提升而扩大，而负重型和边缘型消费阶层所占比例总体上是随收入等级的提升而缩小。特别是从低收入阶层到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呈现很明显的阶梯状金字塔形，而在中高收入阶层，呈现的是中间较长的“圭”字形；在高收入阶层，更像是有着粗宽垂露竖的“干”字形。从图形中还可以看到，有不少中等及以上收入的阶层，在消费分层中处于较低等级的比例也不少。可见，收入分层与消费阶层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至于两者内在的关联以及有无统计显著性，本文将在下面的模型分析中进一步检验。

　　从图5可见，不同职业阶层的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存在的差异。社会上层与上面高收入阶层的形态类似，只是不同于粗宽垂露竖，而是更像悬针竖的“干”字形，即新兴消费阶层占比最多，边缘消费阶层占比最少。中产阶层的消费分层结构形态是上部较宽的橄榄型结构，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阶层的消费分层结构是底部较厚、较长的阶梯状金字塔形。总体上看，职业阶层位置越高，消费分层的等级位置也相应越高。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如同前面收入分层与消费分层的分布差异一样，职业阶层与消费分层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不仅职业分层位置高的有不少在消费分层中处于底部，也有一些职业分层位置低的但在消费分层上等级较高。由此可见，职业分层与消费分层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消费分层或有着不同于职业分层的结构形态和制度逻辑。本文在下面的模型分析中，还将进一步检验职业分层与消费分层之间的关系。

五、消费分层的形成机制

　　在上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分析中，我们大致知道了什么样家庭特征和城乡区域位置的家庭更容易处于哪个等级位置的消费阶层。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其中哪些因素能够对家庭消费阶层位置的变化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尤其是，收入和职业在消费分层的形成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接下来将控制城乡、区域和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等变量，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重点检验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是否具有一致性。按照四个消费类别两两相互比较的方式，表4共建构了6组比较模型，每个模型估计结果都报告了各个变量的影响系数和优势比，这些估计结果可以体现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某个解释变量对消费阶层相对上升或下降的影响概率。限于篇幅，城乡、区域以及家庭人口特征等控制变量的影响这里不再详细解释。

　　从家庭收入来看，人均家庭总收入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处于负重型的优势只有边缘型的85.5%，但处于新兴型和富奢型的优势是边缘型的1.367倍（=exp0.313）和1.235倍（=exp0.211），与负重型相比，处于新兴型和富奢型的优势分别会提高1.6倍（=exp0.470）和1.445倍（=exp0.368）。不过，富奢型与新兴型相比，前者的优势只有后者的90.3%。由此可见，收入对消费分层影响具有复杂性，并非收入越高，消费阶层的位置就越高。进一步从收入五个百分位数分层与消费分层的比较来看（见图6），可以发现，只有在负重消费阶层和新兴消费阶层中，收入的影响有非常明显的趋势，即收入所处的百分位数越高，进入负重消费阶层的概率就越低，而进入新兴消费阶层的概率就越高，在边缘消费阶层中，收入对消费分层影响的概率非常平稳，在富奢消费阶层中，收入对消费分层的影响虽然有随着百分位数的提升而提升的趋势，但影响甚小，预测概率始终在0.1以下。可以说，收入分层与消费分层并不完全一致，消费等级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收入。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本文采用Wald检验方法，以各个收入分层变量为解释变量（参照组为低收入阶层），在同样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模型中各个组别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异于0进行检验。如果显著水平P<0.05，说明该解释变量对这两个组别的影响是有显著差异的；如果显著水平P>0.05，说明该解释变量对这两个组别的影响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也就是解释变量对这两个组别的影响具有相近的效果。从表5可见，在中低收入阶层中，所有组别之间的差异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中低收入对所有组别的影响是相近的。但在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为阶层中，可以看到，除了“富奢型VS新兴型”这一组别之外，这三个解释变量对其它所有组别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也意味着，中等及以上收入在这些组别中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异的。由此，我们可以谨慎地说，收入分层与消费分层之间具有复杂关系，收入分层与消费分层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从职业分层与消费分层的关系来看，在表4中可以发现，以农民阶层为参照组，并非所有的其他职业阶层在进入更高消费等级时都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显著性。相反，职业分层在影响消费分层中表现出比收入分层更多的复杂性。例如，在模型（1）“负重型VS边缘型”和模型（6）“富奢型VS新兴型”的比较中，社会上层与农民阶层的差异就不显著。再从中产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比较来看，中产阶层从边缘消费阶层进入新兴型和富奢型消费阶层的优势分别是农民阶层的1.354倍（=exp0.303）和1.514（=exp0.415）倍，但从边缘消费阶层进入负重消费阶层的优势只有农民的76.4%（=exp-0.269）。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只有在模型（1）和模型（4）的比较中有显著性，在其它组别的比较中都没有显著性。进一步从职业分层对消费分层类别的预测概率来看（见图7），职业分层位置与消费分层等级也并未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如在负重消费阶层和新兴消费阶层中，职业分层位置高低与其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曲线转折。同样，我们也可以继续采用Wald检验方法验证这一结论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从表6可见，职业阶层（以社会上层为参照组）对各个消费分层组别的影响既有显著性的，也有未见统计显著性的，即职业分层作为解释变量对各个组别的影响既具有相近的效果，也有相去甚远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在统计推论上认为，职业分层与消费分层之间的不一致性，两者或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分层逻辑。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力图通过消费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家庭的阶层结构。在检视已有消费分层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分层依据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一套包含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四个维度、九个指标的新消费分层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和潜在类别模型，识别出了富奢型、新兴型、负重型和边缘型四个消费阶层，由此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进而分析了四个消费阶层的类别和家庭特征及其在全国城乡和区域中分布差异，重点讨论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的内在关联。概括地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家庭消费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其中，全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呈现阶梯状的金字塔形结构，城镇家庭消费分层是典型的“士”字形结构，而农村家庭消费分层则是底部加厚的“土”字形，各个区域之间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构形态。家庭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位置既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尤其是家庭老龄化程度和少子化程度）密切相关，也与家庭收入和户主职业阶层密切相关。但是，与已有相关研究发现不同，本文经过统计检验发现，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三种社会分层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逻辑。

　　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议题，但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常识，越来越多人认同这样的观念：消费不仅是一种理性化的个体经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乃至包含深刻意涵的政治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城乡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消费不平等的增长。与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是金字塔形的类似，当前中国的收入分层结构总体上也是金字塔形的，两者离人们期待的橄榄型结构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即便是形态类似，其内在的机理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家庭在这两个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分布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收入分层结构受制于其背后的一整套再分配体制，消费分层结构同样也有支配自身的文化逻辑。研究消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消费行为会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制约和支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难看到一些高收入的节俭消费者和低收入的奢侈消费者的原因。还有当年凡勃仑嘲讽过的暴发户们的“炫耀性消费”，以及被现代消费主义裹挟的“面子消费”“贷款消费”和“礼物经济”等现象，都表明了人们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并不必然取决于收入。收入固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消费能力，但是，消费分层还应考察消费结构、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等诸多维度，光具备消费能力强这一点，尚不足以在一个被一整套消费文化规则所界定的生活世界中获得社会性的认可，或是布迪厄所说的“合法性品味”。套用经济学的解释来说，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消费分层的影响还取决于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对消费品的“偏好差异”，在这里，“偏好差异”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完全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即它体现的正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鉴赏品味、社会信任、文化认同、意义归属和生活方式等层面的不同。因此，那怕现阶段的中国家庭消费分层和收入分层从外在结构形态上看相似，其内在实质上的差异还在广泛地影响人们对消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阶层关系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体现，而且也包含商品和服务消费中的社会关系。

　　职业分层与消费分层的不一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背后的根源在于职业伦理与消费伦理的矛盾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很早就揭示了清教徒的苦行主义职业伦理和禁欲主义消费伦理的内在冲突，“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当然，韦伯最后也指出，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铁笼，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随着宗教的根的死去，功利主义的解释悄悄地渗入了”。而在涂尔干看来，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职业伦理，成为宗教的理性替代物，职业伦理的规范性不仅能够指引个体按照规范和义务行事，而且能够限制个体的行为，以免超出界限而发生“失范”。然而，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的是与禁欲主义相背离的消费主义伦理，消费主义伦理的魔幻之处就在于它替代了迥异于自身的宗教禁欲主义之后仍然具有宗教般的魔力，能够诱发不断更新和膨胀的消费欲望，使职业伦理和消费伦理变成狭路相逢的冤家，谁的意志力坚强，便可以战胜另一方，从而改变自身在职业阶层或消费阶层分布上的位置。例如，很多在收入或职业上很难认同自己的中产的人，在消费上已然处于前卫的新兴消费阶层。而那些处于边缘消费阶层的家庭，在职业地位上未必全是社会的底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另一种“有缺陷的消费者”，即其消费伦理并不符合主流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因而未能形成与职业地位相称的消费阶层。可见，消费在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中，有着不同于职业分层的逻辑。

　　总而言之，从消费分层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家庭阶层分化的结构形态，有助于在传统的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外，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分化的结构形态与形成机制。本文对消费分层的指标体系以及富奢型、新兴型、负重型和边缘型四种消费阶层类别的量化描述与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消费社会学在消费与分层实证研究中的匮乏状况，也希望能够由此推动在消费分层的指标建构和类别研究中形成更多的共识。当然，在数据分析和理论解释等方面，本文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在后续研究中，除了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尽量克服这些缺陷之外，还将利用CFPS2014—2018数据库，对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的动态演变以及不同消费阶层的消费升级或降级趋势做更谨慎细致的分析。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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